1.2病灶病变治疗概论

　　病理解剖学创始人，莫甘尼在其不朽著作《论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中提出了“病灶”这一概念，并提出：“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都有着特定的‘结构基础’。虽然疾病的发生和转化通常是由内因(机体)和外因(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如果没有机体本身的结构基础，疾病也不可能发生”。因此，如果从器官病理角度来讲，疾病的产生必然与机体内某个器官的结构及其功能发生的病理改变相挥应(人体器官层面上的生命物质)。例如，大叶性肺炎、肾囊肿、胃溃疡、肠梗阻、肝硬化、心肌病、脑血栓、骨折、淋巴瘤、甲状腺功能亢进、肾上腺素皮质功能低下等等。此外，莫甘尼还把病灶和临床症状联系起来，指出：“人类的大多数疾病都与特定的脏器病变密切相关。而患者所表现出的各种临床症状，就是脏器病变所发出的呻吟与呼唤”，这句话一方面揭示了病理改变与临床症状之间的因果关联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疾病病理改变的系统性和整体化。

　　细胞病理学创立人，微尔啸曾郑重宣告：“细胞才是任何生命现象赖以存在的最根本的形态学基础结构”。因此，如果从细胞病理角度来讲，机体内任何疾病的产生，都与细胞形态、结构以及其功能、代谢的改变或失衡相挥应(人体细胞层面上的生命物质)。例如糖尿病的形成原因与胰腺胰岛B细胞的数量和功能密切相关;癌症的形成与发展与癌细胞的生物学特性密切相关;炎性疾病主要是炎细胞(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等)参与作用的结果;血液病主要是与血细胞密切相关的疾病;变态反应性疾病(过敏性疾病)的病理过程与免疫细胞(T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浆细胞等)密不可分。多个细胞、多种细胞的病理变化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疾病的病灶，包括通过影像病理检查看到的发生在组织器官的宏观病灶以及通过显微镜病理检查看到的微观病灶。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进而衍生出了“分子病理学”。分子病理学的出现使“病理”观念突破了形态学概念，从更加微观的病理视角(分子水平)阐释疾病产生的原因和机理。因此，从分子病理角度来讲，任何一种疾病的产生与分子(如某种蛋白质)数量、结构及其功能上的病理改变相挥应(人体分子层面上的生命物质)。例如癌症的形成与发展与许多蛋白分子(如癌基因、抑癌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凋亡蛋白，生长因子等)关系密切;脂代谢异常引起的疾病(如血管硬化性疾病等)与血液中低密度脂蛋白(LDL)、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高密度脂蛋白(HDL)等蛋白分子密切相关;糖代谢异常引起的疾病(如糖尿病等)与胰岛素、胰高血糖素等蛋白质分子密切相关;炎性疾病的产生与5-羟色胺、前列腺素、白三烯、缓激肽、血管紧张素等炎症介质密不可分。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多种分子的病理变化汇集在一起导致了细胞的病理变化，是疾病病灶形成的分子物质基础。

　　如果说分子病理学的出现，冲破了病理的形态概念，将病理视角带入到了分子层面，那么对人类疾病的病理探索由此已经进入了“粒子病理”时代。如果说分子病理学揭开了探索“粒子病理”的面纱，那么由于粒子微观世界同宏观世界一样浩瀚深邃，因此可以说人们对疾病粒子病理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目前针对绝大多数疾病尤其是衰老、退化性疾病、炎性疾病等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提出了“自由基学说”。自由基是一种化学游离基，是化合物的分子由于各种因素造成其共价键发生均裂而形成的具有不成对电子的原子或基团，包括一些活性氧簇(ROS)如超氧阴离子(O2-)、羟自由基(·OH)等等，它们的生理特征是：第一，化学性质极其不稳定，非常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第二，具有强氧化性。因此，自由基可以通过这种“活泼的”氧化性“本领”(自由基反应)与机体不同的物质(如生物膜、蛋白质等)发生超氧化反应，造成分子的氧化、交联和聚合，导致被氧化物质功能的下降甚至丧失。这种“自由基学说”就是在分子水平以下更微观的层面上来研究和阐释“病理”，因此可以纳入到“粒子病理”研究范畴。另外，机体内许多原子、离子与疾病的关系非常紧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例如铁离子与上消化道出血的关系，硒与癌症的关系，